给职务消费多念“紧箍咒”(金海观潮)

　　吴秋余

　　■职务消费的每一笔小账，都关系着作风建设这笔“大账”。管住职务消费，才能关紧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的“后门”

　　中秋国庆期间，中央再次严令禁止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，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。随之，礼品生意冷清了，大闸蟹“退烧”了，高档餐饮降价了。然而，媒体调查发现，仍有部分月饼、购物卡等在办公用品名义下被公款消费掉了，打着职务消费名义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。

　　“职务消费是个筐，样样都敢往里装。”近年来，随着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，一些人瞅准了职务消费这个“空当”，无论是公务用车、公款接待，还是公务出行、公费医疗，凡是与“公”字沾边的，一律只求最贵：住酒店要五星级，坐飞机要头等舱，买礼物要最高档。专家调查显示，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，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把职务消费作为“自留地”，把公款当作自己的“零花钱”，将一些与公务活动完全无关的花销“打包”进职务消费的“筐”里，职务消费完全成为其牟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的“遮羞布”，大到万元以上的高档电器、名牌皮包、手表，小到几元的洗漱品、袜子、卫生纸等，都曾被堂而皇之地冠以办公用品之名。

　　职务消费之所以如此受青睐，在于其迎合了某些人不正确的权力观。“有权不用、过期作废”，在一些人眼里，职务消费的多少成了权力、地位的象征，成了级别、待遇的象征，甚至认为“敢花钱、能花钱”是领导干部有能力、有魄力的标志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职务消费因为披着合法的外衣，让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开了办公发票、走了财务程序，就万事大吉。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就曾认为：“我是人民的公仆，吃的、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。”

　　职务消费涉及面广、内容复杂，容易成为监管盲区。管住职务消费，关键在于细化标准、强化监督。香港地区为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标准，如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，办公室地毯的使用年份不少于6年才可以更换，办公室内墙粉刷不少于4年才可以翻新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香港从制度上赋予民众和媒体监督职务消费的权利。特区政府要求公务人员每一笔招待费的清单上，都须列明主、客人数，以便立法会和媒体监督；行政长官每月收受的公务礼品必须公布在相关网站上，公众可任意查询。在这样细致而苛刻的监管环境下，香港的职务消费从来都是公家占私人的便宜，而私人绝难揩到公家的“油水”。

　　日前，财政部等再次出台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，对各种会议的经费、时间、人员等标准做出了细致的规定。随着相关标准的完善，职务消费领域的各种制度“漏洞”正被逐一弥补。

　　“管得不严，说了不算”，比制定标准更重要的是监督。一笔职务消费是否假公济私？仅凭账单往往真假难辨。倘若发动社会监督，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，定让公务人员的豪奢做派、造假行为无处遁形。而开展社会监督的前提是公共经费预算的公开与细化，要使每一笔花销都能“晒”在阳光下，让不合理、不合规的职务消费没有容身之地。

　　职务消费的每一笔小账，都关系着作风建设这笔“大账”，唯有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公开监督，给职务消费多念“紧箍咒”，才能真正把有限的公共资金管住用好，不让职务消费成为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的“后门”。